在2020和2021年新冠大流行引起的动荡之后，艺术界对2022年市场恢复正常抱有很大的希望。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们确实见证了市场的复苏。
因疫情几度推迟后，数个大型收藏终于进入了拍卖会场。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1月举办的保罗·G·艾伦（Paul G. Allen）藏品拍卖会，会上各种记录被接连打破，其中五件顶级作品的单件售价更超过1亿美元。连同今年其他亮眼的销售成果，有一个信号非常明显：即便在通货膨胀加剧以及全球经济衰退迫在眉睫的情况下，艺术市场的高端买家仍然热情不减。
本月，我们总结了引领2022年艺术市场的五大风向标。在这几大类别中，存在着一些不变的因素：以女性艺术家和非洲艺术家为例，其作品正以更高的价位出售，延续了过去几年来持续增长的态势。
在2022年初，NFT 似乎有望接管世界。3月，“无聊猿”（Bored Ape）游艇俱乐部的创始人 Yuga Labs 收购了 CryptoPunks 和Meebits，缔造了一家 NFT 巨无霸；许多 NFT 艺术家也在用其作品的利润来帮助乌克兰抵御战争。与此同时，艺术品的去中心化众筹模式也开始起步：2月，艺术家 Pak 的作品《Clock》被卖给了一群通过 DAO（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分布式自治组织）组织起来的藏家，创下了以太坊5300万美元的销售记录（所得收益捐给了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的法律基金）。
就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很多画廊也开始迎合这部分新的藏家。随着加密钱包的普及与泛滥，如何让这部分藏家全面参与艺术市场成了新的问题。科技巨头孙宇晨（Justin Sun）于2021年底以7840万美元的价格在苏富比拍下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的《鼻子》（Le Nez，构思于1947/49年，铸造于1965年），可谓轰动一时。在此之后，融入的问题就显得更为迫切。
然而到了5月，区块链作品一度耀眼的光芒开始蒙上了加密货币价格崩盘的阴影。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的“内爆”便是原因之一。虽然有很多关于“加密货币崩盘传染”（crypto contagion）的讨论甚嚣尘上，但艺术界仍在继续寻找与 NFT 合作的方法。
以佳士得为例，拍卖行近期推出了其闪亮的新平台“佳士得3.0”，以配合迈阿密艺术周（Miami Art Week）的运作（2021年，迈阿密艺术周曾被新晋的加密货币藏家所热捧）。2023年，我们很难再看到加密货币像2021年那样被大幅炒作。但在没有了天文数字般的价格与喧嚣之后，谁知道下一阶段的NFT艺术会是什么样子？
萨尔曼·托尔（Salman Toor）的《4位客人》（4 Guests ，2019）以他标志性的豆绿色为背景，描绘了四个面色低沉的人物。该画作是11月17日举行的佳士得21世纪晚间拍卖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拍品之一。画作最终以85.68万美元的价格拍出，几乎是其估价的四倍。这一点让人喜出望外：托尔将画作捐赠给了拍卖会，用于资助巴基斯坦的紧急水灾救援。然而，同类型的善心拍卖今年并非仅此一笔。此前一个月，斯坦利·惠特尼（Stanley Whitney）和高古轩（Gagosian）就通过 Artsy Auctions 售出了一件艺术家标志性的抽象画作，以支持艺术正义基金（Art for Justice Fund）和大纽约地区的计划生育联合会（Planned Parenthood of Greater New York）。
2月和3月，艺术机构、艺术家和拍卖行迅速行动起来，在表达对乌克兰支持的同时，也认识到了危机的严重性。尽管在艺术市场浩瀚的经济活动中，这种有的放矢、目标宏大的举动仍然只占到了一小部分，但艺术界人士采取行动的速度和力度仍然表明，从业者已下定决心身体力行，解决对其观众而言极为重要的问题。
话说回来，这些慈善拍卖会的频次与关注 BIPOC、妇女或 LGBTQ+ 等边缘化社区的藏家数量紧密相关。有越来越多的藏家在购买艺术品的同时也会优先考虑其背后的可持续性。根据巴塞尔艺术展和瑞银集团的报告“2022艺术市场”（The Art Market 2022），大多数藏家表示，他们已通过减少旅行看展来削减自己的碳足迹，并选择更可持续的交通方式出行。艺术界的变化是缓慢的，但能看到更多关于艺术对周围世界影响的对话，依旧令人耳目一新。
是因为疫情的封控，所以人们燃起了再次看到人、物或环境的渴望？还是说肖像画只是碰巧走红了而已？无论如何，2021年的具象艺术可谓无处不在。脸、物件与辨识度极高的场景曾遍布艺博会的展位、画廊的在线展厅和拍卖的目录画册。然而，今年的潮流似乎正在发生变化。
例如，在高古轩的弗里兹伦敦（Frieze London）展位上，抽象画家贾德·法多尤提米（Jadé Fadojutimi）每件定价50万英镑的作品在博览会开幕前就已经售罄。在12月初于香港举行的富艺斯拍卖会上，露西·布尔（Lucy Bull）也在她的亚洲拍卖首秀中创造了新的记录。她的作品《8:50》（2020）以1140万港元的高价成交。
抽象的走强也并非只涉及到年轻的艺术家。今年，历史上未被充分认可的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伯尼斯·宾（Bernice Bing）以及凭借几何、单色形式逐渐为人所知的艺术家詹姆斯·利特尔（James Little）也带来了评价极高的展览。看来，即便是在不确定的时代，某些趋势还是会来回摆动。
今年早些时候，出生于1990年、自2021年起由维多利亚·米罗画廊（Victoria Miro）代理的洛可可风画家弗洛拉·尤克诺维奇（Flora Yukhnovich）创下了一个重磅的销售记录，以 310万美元的历史高价震惊四座。超当代市场（ultra-contemporary）正在蓬勃发展这一点从未像如今这般明显。
在拍卖会上，年轻的艺术家们正在创下本世纪初闻所未闻的价格记录，而且频次惊人。苏富比拍卖行于2021年11月在纽约推出了一场名为“The Now”的全新拍卖会，亦是首场专门针对此类别的晚间拍卖会。根据 Artprice 今年早些时候针对40岁以下艺术家作品的拍卖结果所做的调查显示，超当代艺术市场在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期间产生了4.2亿美元的收入，比前一年增长了28%。这些作品在2022年的拍卖价值以及数量的同步增长是其总量扩张的主因。
同时在买方这一侧，热衷于收藏的人并没有什么花钱的上限，画廊的等待名单也显然早就排到了数百人之外。这也是即便价格飙升，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仍然极富竞争力的原因。超当代艺术品在拍卖会上的销售率与其他市场差不多，甚至更高。
尽管拍卖行是这一趋势最明显的领域，但青年艺术家的热度似乎已经影响到了艺术世界的方方面面，各大蓝筹画廊也顺势“上车”。白立方（White Cube）从今年起开始代理丹妮卡·伦迪（Danica Lundy，1991年出生）、露易丝·乔瓦内利（Louise Giovanelli，1993年出生）、伊莲娜·萨夫迪（Ilana Savdie）和玛格丽特·胡莫（Marguerite Humeau，两人均为1986年出生）等青年艺术家。与此同时，高古轩挑选了画家贾德·法多尤提米（1993年出生）和安娜·韦扬特（Anna Weyant，1995年出生）——尤其是后者的价格飙升，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虽然展览“跨越国界的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 Beyond Borders）已于去年年底在大都会博物馆（Met）开幕，但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了今年：这场跨时代的国际展览转战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让人们对这场艺术运动展开重新思考，认识鲜为人知的运动参与者。到4月威尼斯双年展开幕时，对超现实主义和当代超现实主义作品的狂热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
在威尼斯，策展人塞西莉亚·阿莱马尼（Cecilia Alemani）的“梦之乳”（The Milk of Dreams）借用简·格拉弗尔（Jane Graverol）、乌尼卡·族恩（Unica Zürn）和爱丽丝·拉洪（Alice Rahon）等以女性为主导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名册，囊括多拉·布多（Dora Budor）、玛丽亚娜·西姆内特（Marianna Simnett）和拉斐尔娜·沃格尔（Raphaela Vogel）等以全新方式探索超现实主题的当代艺术家，突出了潜意识、神话和幽灵的元素。
这一切都没有被拍卖行忽视：苏富比和佳士得围绕着超现实主义运动举办了专题拍卖会（与威尼斯的展览相比，拍卖会更偏重于男性艺术家）。鉴于多萝西·坦宁（Dorothea Tanning）和莱昂诺拉·卡林顿（Leonora Carrington）等女性超现实主义者的作品销售——尤其是小型作品和版画——持续超过预期，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些受梦想影响的艺术家仍然受到藏家的青睐。
